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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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孳艷、林雪貴 (2001) 更年期的論述分析,護理雜誌,48(1):77-82(連結點)

中年婦女的更年期由許多不同的論述觀點所詮釋,其中包括生物醫學的觀點、社會文化的觀點以及女性主義的觀點三方面。1.生物醫學觀點將更年期視為荷爾蒙缺乏的疾病,且不斷的使用這些醫學語言,將更年期研究的重點放於症狀與荷爾蒙之問的關係,再由這些關係擴大其論述範圍,描繪更年期是需要荷爾蒙補充治療的疾病; 2 社會文化的論述則認為更年期是外在生活環境所促成的,認為更年期與中老年的角色改變及文化態度與更年期症狀最有關係;3 女性主義論述則批判醫學論述,弦調以婦女自己的生活經驗來描述更年期,考慮更年期的性別建構及這些建構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運作與權力關係,認為更年期是自然且正常的婦女經驗並非疾病,是婦女自然年齡的一部份,婦女是有能力可以應付的。這三種論述的分析提供醫護人員在照護更年期婦女時有多方向婦考量,更能提供適切之照護。


官晨怡(2010) Reinterpret Maternal Requests of Cesarean Section in Taiwan(“選擇性剖腹產”之重新解讀分析),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72:97-136(連結點)

本文檢視台灣剖腹產現象背後的性別政治。台灣剖腹產率高居世界第三,公共論述傾向將高剖腹產率歸罪於婦女的選擇。根據我的民族誌研究,醫院生產制度乃是造成高剖腹產率的主要因素。台灣醫院對於生產的高度醫療介入,在社會、心理與生理等面向上,皆增加了剖腹產的可能性。面對如此高剖腹產率,“痛兩次”(陰道產失敗後,接受剖腹產)成為台灣孕婦普遍的擔憂,部分婦女因而直接選擇剖腹產。本文將藉由分析台灣醫院生產系統,重新詮釋所謂的“選擇性剖腹產”。


王秀紅、楊詠梅(2002)。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護理雜誌,49,35-41(連結點)

近幾年來,隨著國內經濟狀況的改變以及社會風氣的開放,國人與外籍女性通婚的現象有增加的趨勢,特別是來自東南亞國家中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等國的女性。這些隻身遠嫁來台灣的年經婦女,因婚嬛目的以傳宗接代為主,生育堂為生活中重要的任務,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這些婦女個人的健康及適應問題值得健康照顧專業人員加以特別關注。本文從跨國婚嬛的社會現象、外籍新娘的意涵、跨國婚婦女健康相關研究(包括:移民適應與壓力、經濟困境與健康、語言困難與健康以及特殊健康議題)、台灣跨國婚姻婦女之研究以及護理的觀點與措施等,來探討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期望透過本文的探討,護理人員能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敏銳地覺知到新的健康弱勢族群正在形成,並積極發現隱藏的健康問題,提供此婦女群體文化特殊性與文化適切性之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之護理照顧。


廖筑君(2004)<她們的故事—外籍新娘在醫療體系中的掙扎與努力>,《社教雙月刊》2:54-57(連結點)

近幾年來,隨著國內經濟狀況的改變以及社會風氣的開放,國人與外籍女性通婚的現象有增加的趨勢,特別是來自東南亞國家中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等國的女性。這些隻身遠嫁來台灣的年經婦女,因婚嬛目的以傳宗接代為主,生育堂為生活中重要的任務,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這些婦女個人的健康及適應問題值得健康照顧專業人員加以特別關注。本文從跨國婚嬛的社會現象、外籍新娘的意涵、跨國婚婦女健康相關研究(包括:移民適應與壓力、經濟困境與健康、語言困難與健康以及特殊健康議題)、台灣跨國婚姻婦女之研究以及護理的觀點與措施等,來探討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期望透過本文的探討,護理人員能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敏銳地覺知到新的健康弱勢族群正在形成,並積極發現隱藏的健康問題,提供此婦女群體文化特殊性與文化適切性之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之護理照顧。


劉寶芝、郭素娥、張圓圓(2000)<一位感染HIV的外籍產婦之照護經驗>,《護理雜誌》47(6):95-102。(連結點)

本篇是描述一位24歲柬埔寨新娘,其在新生活、婚姻生活、婆媳關係仍適應不良時懷孕,懷孕中期突然被宣告為HIV感染帶原者,且在語言溝通不良、未充份獲得應有的醫療照護資訊及支持系統不足之下,護理人員積極的為其尋求經濟支援及醫療支援,並在其生產、產後住院及返診期間,說明、示範、及保證爭取重要照顧者(婆婆及先生)的支持及協助,以滿足個案生理、安全、愛與歸屬感及自尊等的需求,以協助其母親角色的建立。希望藉此經驗與大家分享,作為護理人員日後照護此類個案時的參考。


吳嘉苓、黃于玲(2002)「順從、偷渡、發聲與出走:『病患』的行動分析」,台灣社會學3:73-117。(連結點)

本文探討台灣「病患」(醫用者)作為一個行動者,在面對需求不滿的情況時種種回應的樣態,以及影響這些異質樣態的原因。我們提出「順從、偷渡、發聲與出走」這個理解醫用者行動的分類概念,然後藉由台灣本土的經驗研究探討,整理出「不限於順從、仍難得發聲」的台灣醫用者行動模式。偷渡、發聲與出走的存在,讓我們看見醫用者參與醫療體系不只限於「順從」的類型,但是最能讓組織迅速有效地面對問題的行動模式「發聲」卻並不常見。接著,我們藉由探索權威知識的形成過程,嘗試解釋影響醫用者行動的關鍵因素,以台灣計畫性居家分娩這個「發聲型出走」的出現做為分析案例。我們發現,從主流的權威知識另立新局,必須有另一套有系統的知識體系。早期居家分娩婦女的宗教信念提供了這樣的知識系統。當邊緣的權威知識想要建立可信度,論述者身份似乎特別重要。早期幾位關鍵產婦的高文化資本,也使這個模式得以迅速建立其可信度。同時,身體經驗成為發聲與出走的資本;產婦以身體理解原有規訓體系的後果,也以身體確認居家分娩的可信度。最後,國際母乳會組織,以其互助的特質,擴展了這些產婦的社會資本,增加其選擇生產方式的資源。我們看見行動者善用其文化資本、身體經驗與社會資本,可能匯集出的能量。這也說明未來要理解台灣醫療體系的樣貌,「病患」的行動角度絕無法缺席。


成令方 (2002) <醫師專業和個人選擇:台灣與中國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 1930-1950>, 《女學學誌》,14:1-44頁(連結點)

本文有二個目的,一是藉著追溯1950年代在台灣行醫的台灣本地與中國移台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的過程,藉著討論家庭影響個人所做的抉擇,企圖說明個人的教育與職業的選擇其實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當時的文化價值、性別關係、教育和職業制度交互形構的結果。另一則是呈現1930-1950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和戰亂中國的教育制度和醫師專業的性別關係特色,以及其與國家的關係;也就是藉著以一粒沙看世界的方式,呈現本世紀前半部西方醫學專業在台灣和中國形成過程中的性別關係。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的求學經歷在本文中作為案例,以便具體說明。性別關係、醫師專業與個人的職業選擇三者的關係在日本殖民的台灣與戰亂的中國相當歧異,本文從四個方面探討並做比較:(一)國家與職業/專業的關係;(二)教育制度的性別/種族區隔;(三)醫師專業的聲譽和地位;(四)家庭中的性別關係。研究結果可以用來挑戰英語文獻中女性主義學者對職業與性別、種族關係的研究。


吳嘉苓 (2002) <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5:1-67。(連結點)

本文分析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過去50年在台灣的歷史發展,探討不孕診療在什麼樣的異性戀父權社會下發展,新生殖科技又如何可能改變生殖理念與實作,挑戰生殖分工,撼動性別系統。我們發現,50年代男性遠生殖的生殖理念,使得不孕檢查重女輕男;重視父系傳承的社會價值,也使當時對於AID的討論著重在男權的保障。然而,在70年代開始,強調男女同步的不孕檢查,將男性拉近生殖,而AID增高實施比例,降低「男性的種」的重要性,造就非父系血親的生殖突破。90年代,不孕檢查逐漸破除「生殖=女人」的生殖意識,但是以IVF與ICSI為主的助孕科技反而由於「男性不孕,治療女性」的不孕醫療模式,強化了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雖然異性戀夫妻的不孕「治療」愈發以血親為重,非異性戀婚姻體制的邊緣他者卻在90年代開始利用新生殖科技其分離性與生殖的特色,成為使用科技的新主體。現今醫學凝視的對象也從不孕的器官擴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醫療助孕的社會儼然來臨。本文強調,著重新生殖科技多重使用的歷史脈絡與意義轉換,以及掌握性別與生殖關係的多樣性,才能明辨新生殖科技與性別系統的變動關係。


蔡友月,2007〈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台灣社會學 13:1-69。(連結點)

本文目的,以社會受苦概念探討蘭嶼達悟人的遷移經驗與高比例精神失序的關係,並藉此反省九 年代之後,基因研究取徑與原住民健康議題之間選擇性親近的關係之限制。主要分析的對象,為晚近達悟人精神失序發病所集中的 25 到 60 歲之間的青、壯世代。本文認為:要理解達悟人晚近廣泛而獨特的精神失序現象,不能簡單地訴諸單一因素,譬如生物醫學方面的基因解釋。因此本研究強調深入田野,接近達悟人的生活世界與日常經驗,同時輔以各種文獻資料,釐清長久的歷史處境與當代命運的關連。本文同時也指出:蘭嶼衛生所登記精神失序的個案中,半數以上首度出現不正常徵兆的地點,都是
在台灣本島。達悟青、壯人口被迫來往遷移於蘭嶼與本島之間謀求生計,是這個離島少數族群某種集體的社會「脫序」(anomie)重要面向。這種原本與外界相當隔絕而孤立的少數族群的社會脫序,是無可選擇地被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發展結果。


王紫菡、成令方,2012〈同志友善醫療〉,台灣醫學 16(3) :295 – 301。(連結點)

自從2003年起台灣追隨著聯合國推動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腳步,在內政、教育、國防、醫藥、經濟、社福等領域落實具有性別敏感度的政策,初期只看到男、女兩性,後期開始擴展至同性戀、跨性別、雙性戀以及各個性少數族群。在此,我們從同志醫療人權的角度出發,希望引起醫界對這議題的重視。本文分成三大部分。首先,回答一般人對同性戀者常有的疑問,以此來協助讀者認識同志,例如:為什麼會有同志?同性戀到底和異性戀有什麼不同?同性戀等於HIV及AIDS?其次,我們以三個醫病互動的案例,說明醫師與同志互信互助的好處。最後,我們提出五個推動同志友善醫療的建議:(1)修正異性戀思維的問診風格。(2)理解同志的社會處境與次文化。(3)醫學教育、在職訓練,應納入多元性別和同志知識。(4)軟、硬體設備的新思維。(5)反思醫療資源分配與政策的執行。


丘愛芝,2015〈性別人權與陰陽兒的醫療介入〉,台灣醫學 16(3) :279-284。(連結點)

本文將從甫通過的馬爾他性別人權法「性別認同、性別表現與性別特徵法」禁止對出生時性別不明的陰陽兒進行性別指定與生殖器手術談起,說明性別人權與陰陽兒醫療介入的關餘,簡述陰陽人醫療與陰陽人人權運動產生的歷史脈絡,期望作為一個溝通的橋樑,幫助台灣醫界暸解,到底是什麼樣的生命歷程讓陰陽人需要走出原本被醫生幫忙保護隱形的處境中站出來發聲呢?陰陽兒醫療又與性別人權運動有什麼關條呢?醫療的幫助違反了什麼樣的陰陽人人權呢?陰陽兒的性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他/她們到底發出了什麼樣的聲音呢?陰陽兒醫療典範與觀點或許可以開始傾聽與納入當代陰陽人人權運動的心聲。

 


林彥慈、王紫菡、 成令方,2012〈認識跨性別〉,台灣醫學 19 (3) :270 – 278。(連結點)

跨性別,拍的是對自身性別認同與原生理性別不一致。本文探討跨性別者的社會與醫療的困境。由於社會對性別採取「性別二分主義」,文化、制度皆執著於非男即女的配置,造成無法接受跨性別者的處境。對跨性別者而言,醫療就好比是雙面刃,既是鞏固性別二分主義成為「矯治不正常」的專業,卻也可以協助部分跨性別者打造自己理想中的身體形象。英國於2004年通過「性別承認法」,跨性別者無須性別置換手術即准予變更性別身份的法案,引領世界風潮。目前台灣也正在往修法的路上前進。本文透過討論與跨性別者相關的法律、醫療,以及其日常生活經驗與二個個案的手術經驗,使讀者可以理解跨性別者面對的社會壓迫,以及其應對的策略,藉此也反思現有法律、醫療制度改善的可能。


陳美華,蔡靜宜,2013〈說些醫生想聽的話─ 變性評估的性/別政治 〉,台灣人權學刊(2)2:3-39。(連結點)

變性者的性別實作在部份女性主義的書寫中,經常被視為是運用男性掌握的外科手術來鞏固、複製二元化的性別體系。籍由訪談七位變性者以及三位進行變性評估的精神科醫師,本文將指出變性者這個範疇同時涵蓋非常不一樣的個體;他/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擁有不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源,同時變性主體認同的途徑也不盡相同,並非精神醫學的病理模型可以解釋。其次,變性評估的過程是高度不確定的,變性者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源,以及評估醫師的主觀評價會影響評估結果。第三,變性主體對於打造異性別身體的想像是高度異質的,變性精神評估的不確定性不僅使得變性主體背負莫大壓力,同時評估過程中的「真實生活體驗」、變更法定性別身份須以摘除生殖器為前提等社會與法律實踐才是迫使多元的變性主體必須走向一致性的原因。本文建議,精神醫學應正面回應DSM-V對於變性、性別主體去病化的路線,鬆綁現行嚴苛的評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