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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真真（2004）《身體的印記：受虐婦女的生命敘說》。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女性面對婚姻暴力後的身體經驗，其中以深度訪談做為資料蒐集的方式，並以敘說研究進行內容的分析，藉著故事的敘說，找出受訪者面對受虐經驗的身體經驗。研究是以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的理論為基礎，探討女性「身體-主體(body-subject)」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經驗。研究結果部份，則是以多重敘事的故事情節來書寫受虐婦女的生命經驗。討論部份運用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哲學的觀點，從知覺身體的現象上著力，並未將觀看身體的視角區分成主客體，而將身體知覺視為理解女性生活世界的基礎，探看女性是如何面對受虐經驗以及調適自我新生的意義。本研究共以 5位年齡分佈於30歲-50歲女性的敘說，訪談時間由3小時-7小時不等，其敘說分析結果分別為「感覺場域的還原」、「身體活現的發聲」及「我思我在的超越」三個面向中陳述。
研究結論的部分，則包括：1.「詮釋」-敘說文本之意含，強調將受虐婦女身體經驗與以重構再現，藉由傾聽與對話，完整記錄受虐婦女在社會中受困掙扎的心路，捕捉並呈現她們奮力掙脫傳統框架的勇氣，由女性詮釋後敘說文本呈現所指涉的身體、時間和空間的本質意義。2.「跨越」-身體思維之想像，從社會賦予受虐婦女殘缺、悲觀的身體印記，由個人的身體經驗中覺察女性身體主體存在的另類意義。3.「接納」–性別研究的挑戰，藉由女性主義研究中注重女性生活經驗觀點，並結合梅洛龐帝的身體即主體的概念，為詮釋受虐婦女生命經驗找出新的出路。
張佳琳（2005）《胖女孩的光芒﹕高中胖女孩對自我體型的觀感與身體經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在現今台灣社會，似乎是以「瘦」為女體的主流價值，各種權力論述不斷地纏裹、形塑。這看似難以撼動的主流價值，似乎使身為胖胖體型的高中女學生成為弱勢族群，但是不是今日台灣的年輕女孩真的活在外表主義下，胖女孩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面臨到衝突的身體經驗呢？對她們而言，真的有一個理想苗條的女體形象嗎？她們會以實際行動去追求嗎？還是她們其實有能動、擁有主體性的？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透過訪談自評體型為胖的高中女學生，她們的身體經驗，以及對自我體型觀感的敘說，意圖探討﹕一、胖女孩如何詮釋自己的體型。二、受訪者身體經驗中所產生的認同與性別建構的情形。三、論述權力運作與胖女孩身體經驗的關係。四、高中女孩的身體經驗又是在怎樣的社會脈略中呈現。
研究中發現，身體是社會文化建構的場域，胖女孩不斷地在日常生活與社會網絡互動，形塑身體認同與性別的實踐，是一不斷流動的過程。胖女孩藉由身體建立自我區辨，在不同情境中展現自己的正向能力與身體認同。在討論胖瘦議題時，胖女孩會使用健康論述來作為她們正面身體認同的一個支持機制，將健康視為一種身體管理，影響她們對自己體型的觀感。家人、同儕、學校是高中女生主要的社會網絡。在同儕中，胖瘦議題成為一種交往、獲得社會認同的媒介。而學校空間安排、政策執行將女體放置在公共凝視之下，高度的身體展示增加了同儕比較的情境、規訓的機會。台灣目前身體教育的貧乏、加上推行度量化身體的體適能政策，將可能造成窄化胖女孩對自己身體的了解和想像。
鄭婉君（2005）《臉部整形美容醫療情境中的女性身體經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由於整形美容醫療廣泛使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且女性使用人數遠多於男性。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女性經歷臉部整形醫療的體現經驗。論文以Denzin（1989）的解釋性互動論(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為分析方法，對6位女性進行深度訪談。她們的年齡分佈於20-50歲，訪談時間共計3至6小時不等。研究者以錄音方式錄下整個訪談過程，並輔以田野觀察情境脈絡的筆記資料。經由語言的互動與詮釋，在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中再現其身體呈現的方式。
分析結果呈現三個主題，包括：「身體與他人」、「身體即自我」及「醫療進入協商」，從不同層面瞭解醫療與女性的關係，次主題則說明女性如何組織運作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她們賦予臉部整形的詮釋與意義。在「身體與他人」的面向上，臉是形成印象的重要身體部位，亦關聯於個人的社會角色與文化價值。女性存在於一般他人、倫常關係與社會文化作為他人的社會脈絡裡，「我就是他人」，而自己也「成為他人的他人」，共構身體的概念。在「身體即自我」的面向上，女性完美的身體意象代表完美的自我，於是不完美的生活體現了不完美的自我。既然身體/自我是整體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醫療進入協商」的面向上，女性讓整形美容醫療協助處理身體與自我的疏離。於是「醫療連結他人」強化美貌概念，及「醫療定義身體」指出正常與不正常，引出「醫療介入身體」的策略。逐漸將身體「客體化」而易於「可操作化」，最終達到「轉化」身體/自我的目的。同時，女性也憑藉這個機會展現行動力，以新的面貌體現個人的社會關係。
鄭琇惠（2005）《哺乳技術網絡、規訓、與性別工作-台灣母奶哺餵網絡中的多重權力關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挑戰哺餵母奶是否為自然行為與做為女人的天職？或者有某些部分是為社會所建構？另外此論文也將進一步探究是什麼樣的機制令母親做出餵與不餵母奶的選擇？同時這樣的機制運作的力量是否隱藏著性別的意涵？本論文是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訪談對象以母奶媽媽為主，並包括婦產科醫師、婦產科護士與母奶會成員，並對相關的母奶論述加以分析，所得的結果大致歸納如下：哺餵母乳並非身為女性天生就會，或必須擔負的天職，哺餵母奶必須做好哺乳的身體準備、學習哺餵的技術、以及時間與體力的付出、還必須加入情緒的勞動，其勞動的負擔與價值等同於一份專職的工作。而做為母親選擇做與不做這份工作，其實是受整個母奶技術網絡所影響，這個網絡人的部分包括嬰兒、先生、公婆、醫護專家等，而非人行動者包括奶瓶、奶粉、背巾等技術物與政策、論述等等。為了讓母奶哺餵技術得以延續與擴展，此網絡不斷的召集各學科與奶粉商等等加入同盟。
林秀怡（2006）《當專家遇見專家-經痛女性的西醫就醫經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論文的標題，當「專家」遇見專家，指的是「具有經痛體現知識的女性專家」遇見西醫醫療專業者時，兩種專家間進行「知識/權力」互動與交流的過程。過去台灣的女性主義者探討月經、經痛與醫療的研究，多半將焦點放在對過度醫療化的批判上；或採用行動策略、團體經驗分享等方式，喚起女性的月經意識，重塑女性對於月經的正向看法。此類研究雖然看見過度醫療化的問題與限制，但對於正在使用醫療資源或是需要使用醫療資源的經痛女性經驗卻鮮少著墨。
蔡苓雅（2006）《性別、科技與身體：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興起與擴展，（1950-2005）》。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文旨在探討1950年代至今，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興起與演變。此一歷程的面向包括了科技與診療的結合，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診斷與治療方式的改變，女性主體的醫療經驗，及其中的性別意涵。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訪談婦產科醫師、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患者，並對相關的子宮內膜異位症醫療論述加以分析。
從歷史脈絡來看，子宮內膜異位症是台灣1950年代新興起的疾病，1970年代後迄今，透過腹腔鏡科技、媒體、團體網絡及醫療論述等多重管道逐漸擴展。子宮內膜異位症診斷與治療隨腹腔鏡發展而改變，1950年代，醫師透過徒手感知作為評估病患的工具，此時若無法判斷問題時，僅能以藥物緩解症狀。70年代後，轉變以儀器導向的評估方式，醫師的工作模式也由原先注重女性的身體經驗，轉為著重腹腔鏡科技操作，且經由腹腔鏡取得疾病的證據後，進而以藥物治療，此時腹腔鏡侷限於診斷的功能。直到1990年代，手術腹腔鏡的出現，診斷與治療得以同時進行，不僅能當下清除病灶，讓不孕的患者及時把握懷孕的機會。然而，比傳統剖腹手術方便的腹腔鏡手術，也讓某些女性不斷追求以治療不孕，因而承受重複的醫療處置。
此外，科技「標準化」的分類結果，並未將重要症狀之一的疼痛列入評估標準，而僅以生殖器官評估疾病的嚴重度，及判斷不孕的治療效果，預設不孕是此病的最重要問題，強化了疾病與生殖間的關係。
陳家萱（2007）《不再「傻傻的」孕婦：戰後以來台灣產前檢查醫療化的發展與影響》。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論文以歷史觀點討論戰後至今(1945~2007年)產前檢查的發展與改變，並企圖透過孕婦自身的經驗，探討不同世代孕婦所面臨的議題，包括懷孕經驗、醫療技術發展，產檢意義、社會權力關係與脈絡的轉變，以及其中的性別政治。本研究發現，數十年來，產檢從對產婦的產前照護走向醫療化、精密化且遺傳化，關注對象也從母親轉變為胎兒，並開始強調胎兒的質，譬如胎兒的生命權。除此，產檢的醫療化也造成了醫生與孕婦間關係的轉變，不僅帶來兩者之間的焦慮，也引發母親與嬰兒主體權利的緊張關係。上述關係的轉變，除醫療化之外，應是各種社會權力，如風險論述、高齡產婦迷思、健康營養規訓、投資概念等，交互作用的結果。本研究也觸及陪伴產檢、從事產檢，以及被產檢的胎兒三部份的性別政治。懷孕生產由純然的女性經驗轉變為男人可以介入的事，包括醫療人員和孕婦的伴侶。產檢醫療化與生產醫療化是同步的，在此過程，醫生逐漸取代產婆的位置，也與孕婦間產生了不同於產婆的緊張關係。而伴侶的介入則包含了婚姻模式的轉變以及醫療系統的配合兩種因素。至於被產檢的胎兒，本研究認為，生男孩的壓力依舊存在，生男生女的擔憂因為產前檢查的發展得以提前開始，而生男生女的選擇，則連結了性別氣質的既定印象。
陳瑩娟（2007）《經前症候群在台灣的建構過程與性別政治，（1950-2006）》。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研究採取論述分析的方式，藉由報章雜誌、醫普書籍、學術期刊等文本材料，來描繪「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這個現代西方生物醫學概念，在台灣特定歷史社會脈絡裡的建構發展；同時，探究經前症候群醫療化過程裡，性別、醫療、身體三者之間相互形塑的關係。
早在1950年代，台灣的報章雜誌裡就有零星翻譯自國外的經前症候群文章，然而，當時它並未立即成為通用的知識。直到1970年代以後，女性的經前變化，才由過去零碎、重疊、本質化的身體現象，逐漸轉變為整體、獨立、病理化的經前症候群概念。
在這個過程裡，診斷標準的確立、病因理論的發展、治療藥物的應用，及機構制度的設立，強化醫療專業對該議題的發言權及介入的正當性，同時也影響人們理解對待身體的方式。除了透過大眾媒介積極發聲，醫療照護專業更進一步透過臨床診療、學術研究的機會，接近、觀察、描繪並介入女性身體；同時，也將帶有性別意涵的生物醫學觀點傳遞出去。一方面，女性被塑造為與男性截然不同、受荷爾蒙主宰的非理性動物；另一方面，經前症候群概念的界定，也同時顯現出主流社會對理想女性特質的高度要求。
醫療論述不僅被動地反映既有的性別意識形態，更主動地回應社會秩序的變動。面對1980年代之後女性公私領域的角色轉換及地位提升，經前症候群醫療化論述選擇性地呈現中產階級女性形象，一方面，問題化女性工作能力，以確保公私領域的男女位階；同時更透過強調身體細節記錄、生活型態管理等規訓策略，來打造符合當代資本父權體制需求的「現代女性身體」。
吳堃銘（2008）《更年期醫療論述在台灣的建構與轉變過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女性更年期「醫療化」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廣受討論，尤其2002年WHI的報告引起極大的衝擊。本研究以相關文本資料為基礎，佐以個人的臨床觀察，檢視1995年到2007年之間，更年期在台灣的醫療化的建構及論述的改變，在2002年以前更年期的醫療化有清楚的脈絡、是無庸置疑的。WHI風暴之後的改變如何呢？本文發現受創嚴重的婦產科醫界，在媒體宣傳上一再強調更年期用藥的極低劑劑量及高度個人化，表面上考量了婦女個人需求，但實際上仍擺脫不了醫療化的思維，仍是奉荷爾蒙為圭臬，只在劑量上打轉。更年期的減醫療化在醫界上看不到希望。可喜的是政府政策的改變，原本與醫藥界掛勾的更年期關懷月，轉變成可以聽到婦女聲音的更年期成長團體的活動，將以醫藥為導向的更年期政策變成以生活為導向，將荷爾蒙變成只是選項之一；而受到WHI報告的刺激的更年期婦女也逐漸開始思考荷爾蒙的必要性，甚至逐漸找回了主體性與決定自我更年期生活的權力，使隱微知識得以再現，擴大了行動實踐的自由。本研究體現了更年期婦女做自己身體主人的可能性，藉由更年期成長團政策的持續推動，更年期的減醫療化將是可以期待的。
蔡瓊珊（2011）《長期照顧之居家服務輸送體系探究：一位照顧管理專員的視角》。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隨著近年來台灣人口的高齡化以及家庭結構的變遷，政府推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以解決老年人的照顧問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的立意是提供普遍性的福利服務，但是在實務中，仍然出現有照顧需求的家庭無法使用此福利的現象。研究者身為一個照顧管理專員，常對此現象感到不解與難過。本研究中，研究者試圖以執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的核心人物~照顧管理專員的觀點，針對居家服務輸送體系如何運作提出社會學的詮釋，包括理解照顧管理專員是如何執行其業務，從申請到最後的核定，照顧管理專員所依據的判予規定是甚麼？這些規定是從何而來？是甚麼樣的權力結構影響照顧管理專員的核定？為何某些民眾得以進入服務體系？某些民眾卻被拒絕在外？
為了探討以上問題，研究者將採用「建制民族誌」研究方法。建制民族誌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Dorothy E. Smith所發展出的概念。以建制民族誌的觀點去重新理解之後，發現居家服務輸送體系其實是隱含且複製了「家庭應負擔照顧責任」及「社會福利只為補充性的性質」之性別化的意識型態，使得女性家庭照顧者的需求及處境被漠視；再加上「自付額」使用者付費的觀念，使得某些弱勢階級就算有服務需求也無法進入居家服務體系。
姜易慧（2006）《胸罩、乳房、身體─不斷重構的女性主體》。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學位論文。（連結點）
胸罩與女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是父權加諸女體的規訓手段？還是為女性增強性感的利器？抑或減低細菌感染、促進生理衛生，和保持正確體態的工具？在女人的胸罩和乳房上，我們可以看見許多社會權力的體現，但是女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她與胸罩的情感呢？
本研究以生命故事取徑，傾聽曾經發生在各種女人身上的胸罩故事和乳房故事，她們的差異性經驗帶領本研究探索超越男─女性別結構以外更多的社會關係，例如母女關係、家戶經濟關係、夫妻關係、現代社會的陌生人關係等，胸罩串起女人主體與他者、環境的情感和互動。幾個世紀以來，女人愛美被基督教、精神分析和女性主義貶抑為虛榮的負面意涵。第二波女性主義鼓吹女性應該對身體和美貌採取自我棄絕的疏離態度，才能探索藏在面具背後的自我。本研究則採取現代性主體的後設觀點，解釋女人運用胸罩技術「做身體」（make bodies），與自我（self）之間密切協調的關係，女人身體不是外在於主體性的幻影，而成為高度現代性的自我反身性計畫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份。
鄭婉君（2004）《臉部整形美容醫療情境中的女性身體經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由於整形美容醫療廣泛使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且女性使用人數遠多於男性。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女性經歷臉部整形醫療的體現經驗。論文以Denzin（1989）的解釋性互動論(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為分析方法，對6位女性進行深度訪談。她們的年齡分佈於20-50歲，訪談時間共計3至6小時不等。研究者以錄音方式錄下整個訪談過程，並輔以田野觀察情境脈絡的筆記資料。經由語言的互動與詮釋，在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中再現其身體呈現的方式。分析結果呈現三個主題，包括：「身體與他人」、「身體即自我」及「醫療進入協商」，從不同層面瞭解醫療與女性的關係，次主題則說明女性如何組織運作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她們賦予臉部整形的詮釋與意義。在「身體與他人」的面向上，臉是形成印象的重要身體部位，亦關聯於個人的社會角色與文化價值。女性存在於一般他人、倫常關係與社會文化作為他人的社會脈絡裡，「我就是他人」，而自己也「成為他人的他人」，共構身體的概念。在「身體即自我」的面向上，女性完美的身體意象代表完美的自我，於是不完美的生活體現了不完美的自我。既然身體/自我是整體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醫療進入協商」的面向上，女性讓整形美容醫療協助處理身體與自我的疏離。於是「醫療連結他人」強化美貌概念，及「醫療定義身體」指出正常與不正常，引出「醫療介入身體」的策略。逐漸將身體「客體化」而易於「可操作化」，最終達到「轉化」身體/自我的目的。同時，女性也憑藉這個機會展現行動力，以新的面貌體現個人的社會關係。
李筱嬋（ 2009）《美色不只一層皮？男性使用醫學美容現象初探》。成功大學公衛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過去有關「改變身體外貌」的討論中，多著重女性使用者，而極少關注男性使用者。即使有，也多認為「利用美容整形手術來改善或改變身體外貌的男性，為患有心理疾患者」。隨著越來越多「健康的男性」使用醫學美容服務的現象被彰顯，慢慢突顯這種說法的侷限。因此，為何越來越多男性選擇使用醫學美容服務，成為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議題。以台灣醫學美容市場為分析場域，探討（1.）為何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認知身體外貌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進而選擇各種不同改善身體外貌的方法，而醫學美容做為諸多的選擇之一，具有如何的特殊意義。（2.）釐清男性使用醫學美容的動機，進一步分析影響男性使用醫學美容服務的社會因素。
研究發現（1）男性醫學美容使用族群主要集中在44歲以下，年輕世代對於身體外貌的重視程度較高。（2）不同的社會關係場域都存在外貌的要求，而皮膚特徵做為明顯可見的外貌標記，將可能造成男性在互動過程中的困難，進而促成個體使用醫學美容服務的意願。（3）醫學美容服務做為問題解決的技術，由於其醫療特性得以去性別化，但不同的醫學美容項目之間又可能存在性別化的區隔。
廖文慧（2014）《同志友善醫療與精神科醫護經驗之初探》。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隨著同志運動興起與社會風氣開放，同志主動爭取自身權益，同志就醫權是其中之一。透過推動同志友善醫療的醫護人員經驗，可讓更多的醫護人員在其工作場所落實同志友善醫療。
本研究從醫療人員實作經驗、教育訓練以及精神科醫護人員與同志個案互動經驗，探究同志友善醫療。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訪談法，共訪談五位精神科醫師、三位精神科護理人員及一名感染科護理人員，每位受訪者訪談約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時間。透過精神科醫護人員及感染科護理人員與同志互動經驗進行討論，並探究以下問題：一、醫療院所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做為同志友善醫療的建制？二、精神科醫護人員對同志有何種性別認知？其認知如何影響精神科醫護人員看待同志個案？精神科醫護人員如何與同志個案互動？
研究發現，從台北市同志友善醫療推動經驗，看到透過由上而下政策施行，較能全面性推動同志友善醫療。而在醫學教育及臨床在職教育裡，加入多元性別課程，可增加醫療人員對同志的認知。另外，醫護人員具有性別敏感度、能主動釋出友善態度，對同志持開放溫和態度以及不帶有異性戀預設的問話技巧，較能跟同志個案建立信任感與關係。透過本研究，期望醫界能藉由同志友善醫療的推動，打造同志友善就醫環境，提供同志個案適切的治療與照護。
蕭夙茗（2010）《子宮頸抹片檢查的身體政治：婦女與公衛護士的經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文旨在探討與解構醫療論述中，不（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婦女，她們通常被形容為認知不足、觀念錯誤、性格保守、害羞。其次，本文亦探討第一線公衛護士在推廣子宮頸抹片過程中，如何看待不（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女性；為了提升並達到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訂定的子宮頸抹片篩檢率及目標數，她們提出了哪些政策，實際推動過程中運用了哪些策略和方法。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訪談不（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婦女，並參與高雄市衛生局召開3場次的「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推動及改善會議」，瞭解公衛護士實際在第一線推動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情形，並對照相關子宮頸抹片檢查的醫療論述及公衛研究等加以分析。
陳盈真（2010）《是養家者，也是照顧者－ 論女性單親家長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之經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文主要以女性單親家長的經驗述說，重新建構單親家庭的樣貌，並且探討其中工作與家庭之如何兼顧。
在女性單親家庭裡，女性無可避免地獨自一人身兼工作賺錢與照顧孩子等雙重負擔，如何兼顧兩者實屬不易。本文以女性單親家長的深度訪談為資料，探討婚姻關係的轉換如何影響女性單親家長的工作歷程，而且在擁有非正式支持系統的情況，她們如何應用婆家或娘家等親屬網絡的協助進行照顧工作；另一方面，在缺少非正式支持系統的情況，她們如何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本文主要探討女性單親家長身處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負擔，她們如何兼顧兩者的經驗。
在非正式支持系統，兩者的差別在於，對於喪偶的女性單親家長來說，她們較可能獲得來自婆家的協助；娘家對於不論是喪偶或離婚的女兒，並不希望她們回到娘家生活，也或者僅能提供生活物質或情緒支持來協助她們。對於女性單親家長來說，非正式支持系統通常只是暫時協助，且並非所有女性單親家長都能獲得其協助，多數照顧工作還是落在她們的身上。
在缺少非正式支持系統的情況，女性單親家長對於工作與家庭的優先次序不同，因而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不論是因工作形態而形塑她們如何安排照顧工作、著重照顧工作而影響其工作選擇，或者是利用有酬工作結合托育照顧等方式，這些是女性單親家長的多元化因應策略。
整體而言，由女性單親家長所處的脈絡及其經驗而理解她們如何讓工作與家庭得以兼顧，深入探究女性單親家長身處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雙重負擔，並且看見女性單親家長的能動性。
吳姿芊（2010）《整/變性別？ 性徵打造者的身體認同與醫療處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研究從我的經驗與疑問出發。我想以醫療（手術）打造性徵（胸部），而不想「變性」，但我卻在求醫的過程中面臨到不少阻礙。我開始思考性別身體與性別認同的關係，以及性別身體除了男卅女二分之外，能否有其它的選擇。本研究以「性徵打造者未必都想要全套變性手術」的觀點出發，期能挑戰社會對「性徵打造者就是想變性」的刻板印象。本研究除了呈現出性徵打造者在使用醫療打造性徵的困境，還要指出性徵打造者（她－它－他們）的困境不只來自醫療，更源自社會對性別二分的單一想像。在理解性徵打造時，本研究是將變性手術、整形手術與性徵打造三者都視為一種協調自我的身體打造，除了抵抗主流醫學對性徵打造的病理化看待外，也進一步透過主體的醫療過程，釐清這三種「殊途同歸」的手術在性別社會中的異同。
余欣庭（2009）《臺灣戰後異端性/身體的管束歷史：以同性戀和陰陽人為例，（1950s-2008）》。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研究探討臺灣戰後以來各種權力機制有關性異端（以同性戀和陰陽人為例）的性與身體論述的管束歷史。我以戰後臺灣社會的歷史變遷為背景，分析各種性與身體的管束力量，例如軍隊、警察、法律、醫學等如何將性／身體異端推擠進入一個「正常」的框架中，亦即身體與性（sexuality）的一致的規範。我採取論述分析的方法，透過臺灣戰後報紙雜誌、醫學期刊、大眾醫學刊物、一般雜誌、醫普書、非醫療專家作品（包含心理與教育輔導專家）以及坊間性教育書籍等資料進行分析。
透過異端性與身體的管制的歷史，我們可見身體的重要性在臺戰後半世紀以來逐漸建立了特殊的重要性。此一重要性，乃是藉由國家機器的各個機制所形成。各類異端的性與身體的現身往往是由於他們與軍隊、警察、戶政、醫療體系發生關係所致；他們的生理性別必須被國家機器一一確認清楚。又如，陰陽人的性別判定強調性器官的「正常」標準；連帶的，個別主體所慾望的對象與社會服儀也要遵守一套對應於身體的性別的規則。
蔡郁俐（2009）《從胭脂水粉到醫學美容：女性臉部管理論述與實踐變遷，（1950s-2009）》。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研究以歷史方法來探討與分析從1950年代至今，臉部管理（俗稱美容，包括臉部保養、化�菕A與皮膚「問題」的處理）論述和女性個人實踐的變遷。既有的詮釋咸認為美容實踐乃是父權結構壓迫女性的表徵，亦有所謂隨女性地位提高，女體所受規訓亦顯增強的立場。本研究從論述與個人實踐兩層次探討，並突破上述的詮釋觀點，指出美容所涉及的議題，除了美貌（身體）規訓之外，還有隨台灣社會歷史變遷而改變意義的美容實踐、美容與醫學專業權力移轉與新身體觀（臉部的知識建構）的形成，以及個別女性自我追求的追尋與增能。
本研究發現，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醫療(生物)科技的發展，使人們對臉部管理（身體）的談論方式有所不同，也使臉部管理指導者身份產生轉變（從美容師到皮膚科醫師的加入）、觀看臉部的視角產生轉移（從身體內部到具焦於皮膚細胞），而此都在在影響著女性的美容實踐的內容與方式。從年長女性與年輕女孩的臉部管理實踐，可觀察到時代性差異：從有限度的臉部管理到更嚴密的自我生活型態監督；從將重視身體看作「奢侈」、「虛榮」到視身體為展現自我的畫布；從認定「好皮膚」來自「好身體」到以毛孔等皮膚器官作為判定「好皮膚」的標準。
然藉臉部管理一事，我們亦可發現台灣社會自1950年代以來，女性身體處境的歷史變遷。1987年解嚴後，常民身體所受的規訓權力也由於經濟結構的轉型，資本市場蓬勃發展而有所改變。目前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狹義的政治）、商品化的另一種身體規訓。而將女性個人的美容實踐放置在這樣複雜的社會情境下觀看後，亦可察覺美容實踐使女性身體受到規訓的同時，並提供女性個人，成為體現的主體，不再只是物化的身體。
吳淨寧（2009）《手術室中的隱形天使–麻醉護理專業在台灣的建構與職場處境》。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論文試圖以性別的角度，分析麻醉護理人員在台灣的醫療體制與職場上的處境。麻醉護士，長期以來處於醫療體制中的邊緣位置，其專業不像美國麻護得到專業化的認可，這正是性別與專業的研究重點。
本研究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挑戰以醫師為主的麻醉史觀，為麻醉護士發聲，讓麻醉護士在麻醉史中現身；第二，透過麻醉護士在醫療體制中與醫師和麻護之間的互動過程，揭露醫療專業「包含」（included）麻醉護士的性別意義。希望藉由這研究能有助於讀者理解麻護在過去五十年來對麻醉醫療的重要貢獻，以便扭轉在醫護關係中被輕忽略的地位。
黃璨瑜（2009）《照顧的性別政治：兒子對年老認知失能父母的照顧》。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兒子家庭照顧者是真實存在的群體，但往往又不被看見也無視其照顧經驗。本研究採取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立場及質性研究法，訪談9位照顧年老認知失能父母的兒子，以性別關係、做性別、霸權陽剛等理論，來瞭解其形成歷程、如何執行照顧工作、對照顧有什麼概念。
王映媚（2008）《影像的故事:懷孕婦女經歷婦產科超音波的經驗與性別意涵》。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超音波在台灣今日的產前檢查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目前國內文獻多著眼於宣揚超音波的功能性，很少從婦女的經驗出發，來看待超音波與婦女懷孕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由女性對懷孕及胎兒影像的理解著手，以描繪懷孕婦女所經歷的醫療措施，並探究超音波檢查及胎兒影像對婦女懷孕經驗的意義與關係；也探討了超音波技術的運用及其視覺化效果，在婦產科醫用互動及生產醫療化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同時它又是如何影響懷孕婦女的生命經驗與社會關係。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實地在高雄某醫學中心進行參與觀察以及深度訪談為資料收集法，總共訪談了第一胎懷孕婦女九位與婦產科醫師三位。研究結果發現，在超音波檢查過程中，孕婦與醫師之間存有知識與權力的不平等關係；加上對胎兒健康與優生保健的關注，將胎兒標準醫療化的結果，使胎兒影像成為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孕婦也須依賴醫師解讀影像，種種因素
間接地使婦女的懷孕經驗受到影響。孕婦因此須自我管理，使其行為符合社會性的母職。再者，孕婦可能也因影像而對自己身體產生疏離感；或是將超音波科技物納入為自己身體感覺的一部分，因為孕婦對影像也有一套詮釋的腳本，認為超音波影像帶給她們的，是懷孕的真實感與愉悅，並從中獲得母職實踐的成就感與意義。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醫師的再教育實有其必要，其內涵應重視醫用關係的溝通與權力性質，並盡量在超音波檢查過程不告知孕婦胎兒性別；另外也要教育懷孕婦女關於超音波的相關訊息，並鼓勵其與自我身體對話。最後，基於本研究的諸多限制，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針對非自願懷孕、人工流產或是懷孕過程中發現胎兒異常的婦女。
朱彥柔（2008）《家庭計畫下已婚女性的避孕經驗，（1960s-1980s）》。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論文主要在討論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的已婚女性避孕實踐與經驗，探討這些女性的性理解、避孕知識的管道、影響女性避孕方法選擇的因素、及她們得以避孕的相關社會脈絡。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在避孕歷程的選擇、得知避孕知識的管道，抑或對性的概念，在短短數十年間呈現出或相同或不同的樣貌。諸如避孕知識的管道，逐漸從口耳相傳轉移到醫療診間內。對於性的理解，也從早期立基於男人與性的關連上，逐漸接受性醫學男女皆有慾望的說法。這背後浮現出的是整體社會氛圍的轉變、醫療力量的逐步滲透。然而，不變的是，多數女性或因缺乏有效的情慾腳本而性趣缺缺。在避孕方面，女性得先證明自己有懷孕的能力，才有避孕的權力。性與避孕之間，由於性的主動權仍由男性掌控，女性在面對性可能帶來的懷孕風險，卻又缺少避性的能力或權力的兩難狀況下，使女性更有動機使用避孕科技。
陳曉齡（2008）《窮困的媽媽與新時代少女：子宮頸癌防治的媒體論述，（1950~2008）》。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本論文探討子宮頸癌（潛在）患者樣貌的變遷及其與子宮頸癌的醫學知識的關係。子宮頸癌的醫學知識，從戰後至今經過數次轉變，而在此歷程中，無論是醫學論述或是大眾論述中，到底誰容易得到子宮頸癌亦隨之有所不同。而此醫學知識與不同技術的發展，亦影響人們對子宮頸癌的認知。相關行動者(如醫師與媒體)亦藉由這些條件，建構出罹患子宮頸癌女性的樣貌，並提出相對應的預防措施建議，如子宮頸抹片和子宮頸癌疫苗，而此種種亦成為形塑子宮頸癌預防技術主要的「使用者」–女人的關鍵背景。
為觀察子宮頸癌及其預防方法的各種討論，本論文使用1950年代以來新聞媒體和醫普期刊關於子宮頸癌的報導文章及醫學報告作為材料。我運用場域分析(arena analysis)的方法，分析過去五十幾年來，在子宮頸癌預防網絡中，各個行動者如何談論子宮頸癌防治，並以當時的子宮頸癌醫學知識作為背景。
林佳諺（2011） 《性侵害還是性自主？「非行少女」的家庭、學校與性實踐》。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相關法規中，未滿十六歲之少女如發生合意性行為，將被視為性侵害並需依法通報，以致在青少女遭受性侵害統計表中，其實約半數個案是在自主意願下發生。這般弔詭的情況亦引發各界擔憂及質疑：這些少女們究竟是怎麼了？但在諸多研究從主流價值或「輔導」為理論視角時，正顯示以青少女做為主體之研究觀點少被論及。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以及從田野中察覺涉入相關案件者多為「非行少女」，固本研究之核心圍繞著「非行少女」的家庭、學校與性實踐。女孩們在原生家庭中經歷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傷痛，以致她們產生偏差行為並尋求愛的依靠。但因學校做為資本主義篩選機制並認同中產階級價值，以及內部充斥著保守性論述與異性戀思維，教師透過各式手法企圖「凍結」少女的情欲探索並一味追求好女孩想像，甚至視少女談戀愛與實踐性係因「無知」或「無能」，故而亟待「輔導」。然「非行少女們」竟極為聰穎並富創造力，她們不但看穿了家庭紛爭模式且在資本匱乏下謀求出脫離之道，也看穿了學校以「矯正偏差行為」之名控制她們的身體。甚至，她們亦看穿了異性戀機制中貞操情節和男強女弱的性文本，在同意（發生性行為）與不同意之間，她們有極大的能力協商及改變傳統性文本，或穿梭游走於規則邊緣。雖然在性實踐之歷程中，她們仍有待提升培力，這也正凸顯現今性教育之短見與未正視少女負面經驗之價值。
性的正面或負面經驗均能成為女孩發展正向自主權的能量（Holland et.al, 2004），如果學校能以性經驗做為教學起點，協助這群即將離家自力更生的「非行少女」賦權及增強協商能力，那麼她們或許不再複製父母親的衝突與爭執，能真正翻轉現在的困處。
李夢萍（2011）《HIV Positive!青少年男同志愛滋感染者之生命經驗與性實踐》。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連結點）
背景：公共衛生部門以流行病學實證統計數據著眼，設定「愛滋病高危險族群」進行愛滋防治相關政策，如此設定方式使得「同性戀＝愛滋病」之烙印與污名進而產生。而隨著青少年男同志感染愛滋病比率升高，使得該族群也成為被關注的新焦點。但於實務工作中所見，青少年男同志愛滋感染者看待愛滋病的態度、政府提供的協助與政策，是與公共衛生部門人員認知差距極大，甚至是矛盾或衝突的看法。目的：從青少年男同志愛滋感染者之生命故事與性實踐為述說，經由他們的性經驗及生命故事，呈現出他們生活世界的面向，破除社會大眾、公共衛生政策制定者對於青少年男同志愛滋感染者的誤解、污名、歧視及刻板印象，冀望能為相關工作者提供更貼近需求的服務，在愛滋防治面向上能提供另類的觀點跟視野。